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草甘膦是孟山都公司于1971年开发的低毒性、易溶解的广谱除草剂。1974年，孟山都公司以“农达”为品牌，首次商业化推广该产品。目前，草甘膦是世界上应用最广、产量最大的农药品种，年销售值高居农药之首。2000年，孟山都草甘膦专利到期，众多国家的农药生产厂家都参与生产草甘膦原药。其中，中国是草甘膦第一大生产国和出口国。
通过限制植物中一种特异性酶（EPSP Synthase）的活动，抑制杂草生长。由于这种酶在植物中分布广泛，且对于植物芳香族氨基酸的合成是必须的，因此通过使用草甘膦，农民可以控制大部分田间中的杂草。由于人与动物体内不存在这种酶也没有相应的氨基酸合成途径，所以草甘膦只会作用于植物。
事实上，在应用过程中，草甘膦始终受到美国环境保护署（EPA）、美国农业部（USDA）、欧盟委员会、WHO等众多机构的全面审查。EPA曾数次对草甘膦进行致癌评估。1985年，EPA将草甘膦划为C级，“可能致癌”。1991年，重新评估后，EPA将草甘膦调为E级，即“不对人类致癌”。IARC称综合考虑EPA及其他最近显示草甘膦致癌研究为阳性的报告，判断有充足的证据证明草甘膦对实验动物致癌。“草甘膦也可破坏人类细胞的DNA及染色体，尽管细菌测试的结果为阴性。”IARC在报告中说，“一项调查发现，喷洒草甘膦配方后，附近居民血液中标记的染色体损伤增加。”
而2014年1月，德国联邦风险评估所（BfR）为欧盟完成的长达4年的草甘膦评估发现，“草甘膦不太可能造成人类致癌的风险”。他们审查了所有IARC考虑的数据，并加上更多其他的数据。
IARC的致癌分级依据是致癌证据的确凿程度，与致癌强度或对人类的实际威胁程度没有任何必然联系。对于2A类的分级，IARC定义为有限的证据表明很可能对人类致癌，即：与癌症有联系，但不排除其他致癌的解释。比如，咖啡被归类为2B“可能对人类致癌”等级，但流行病学的重要证据表明咖啡很可能并不引起人类癌症。
IARC评级还有一个隐患是忽视了剂量。剂量决定毒性，剂量越大，接触的时间越长，患癌症的概率也越高，但仍然不一定致癌。比如剩饭菜中的亚硝酸是明确的致癌物，但正常食用剂量很低，远低于暴露剂量，因此不会有显著的致癌性。而IARC并未给出草甘膦致癌风险与暴露剂量的定量关系。
“草甘膦对人类或任何其他动物无毒，只有相对较高的剂量才会出现急性反应，”佛罗里达大学园艺学教授Kevin Folta博士说。他指出，草甘膦的半数致死量（LD50）约为5000 mg/kg。也就是说，体重200磅（约90千克）的人，要喝下两磅（0.9千克）41%浓度的商业浓缩剂才会有50%的致死率。
IARC报告不提剂量，也没有草甘膦致癌风险与暴露剂量的关系数据，因此并不具备实际指导意义。就比如，花生和玉米中的黄曲霉素都被认定为致癌物，如果不谈剂量的话，花生和玉米都没法吃了。再者，安全并不等于绝对没有风险，很多时候风险可测可控也是一种安全。相对于其他毒性更大、污染更严重的除草剂，草甘膦在农业领域具有一定程度的不可替代性，因此即便有风险，但只要严格按照规范使用，风险仍然在可测可控的范围内。
草甘膦易溶于水，很难在动植物体内积蓄。进入植物中的草甘膦大部分会很快被代谢、分解，残留在土壤中的也会降解为磷酸和二氧化碳等物质。在农药的安全性评估中，其“低毒性”得到了确认，在世界160多个国家被批准使用。
当然，它毕竟是一种农药，“低毒”也还是我们希望避免的。跟其他农药一样，各国监管机构会根据其毒性数据制定一个“残留量标准”。美国的标准是每天每公斤体重1.75毫克，而欧盟的标准是0.3毫克。大豆中的草甘膦残留量限值为20毫克/公斤。按照最严的欧盟标准而算，一个60公斤的成年人每天也可以摄入18毫克而不必担心“有风险”。即使大豆中的残留量达到最高值，也差不多需要每天吃一公斤才会“超标”。而在实际的大豆中，草甘膦的残留量要远远低于“20毫克/千克”的限量标准。其他的农作物，比如玉米，草甘膦的残留量比大豆还要更低。